现代性是什么？现代性是去魅。启蒙运动脱去了神的光环，人成了主体。不过，在西方现代性视域中，理性的宏大背景一直存在着，后现代主义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所有现代性问题的建构都是严密的，思辨理性有力地承担着论
新时期以来，在全球化趋势下，我国文艺学研究也开始呈现出现代性冲动。但随着本土现代性进程的深入，理论的多元局面下潜藏着的忽视学理论证等严重缺陷也开始无情地暴露出来了。新近读到《文论的现代性与文学理性》一书，心情很激动，作为国家社科基金优秀结项成果，著者用一种不同于常见论著的写法揭示出来了一个有趣的事实：我国当代文艺学在现代性道路上要想真正有所推进，需要首先还原现代性。
写法之一是“格式化”，即把重心从理论创造转移到对现有观点的全面清理。
波兰学者茨纳涅兹基曾说过，中国缺少独立于价值评判的客观理论。此话在某种程度上道出了中国学界的一种不足，那就是不把立论的基础建立在学理逻辑上，经常任意地自创一套，从现代性角度看，其结果是破坏性的。
我国当代文艺学在文学与理性之关系这一基础理论问题上，就典型地存在着这种不足。此书引论考察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文艺学界关于文学理性、非理性问题的讨论及各种观点，由此发现，从人道主义启蒙文论到现代主义文论，再到后现代主义文论，当代文艺学每次重大讨论或转型，都触及着理性这块基石。然而，讨论中存在着令人吃惊的学理混乱：有忽视学理内在自洽性的建构，如称“理性直觉”可通过“无意识推论”；有自相矛盾的概念应用，混淆“理性”、“非理性”等词的描述性意义和评价性意义；有自说自话的理论发挥，如把无意识和潜意识都一股脑儿解释为理性；还有不同概念的混淆，把“理性”、“非理性”和“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混为一谈；等等。何以会造成如此混乱呢？
因为我们缺乏对“理性”及相关概念的学理来源的充分深入了解。造成这种长期学理亏欠的初始症结则是急功近利。我们总是在需要表达某种特定意图时才想到去应用这些概念，这就难免为观点而修改概念、误解乃至歪曲概念。而如果不廓清概念的用法和范围，讨论就总在云里雾里，是无效的。为此，此书前两章对从笛卡尔到德里达的近现代理性概念史进行了详尽的梳理，试图为探讨文学与理性关系的学理传统“作一点补缺的工作”。在此基础上第三章给出了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非理性、理性、感性与情感、直觉这六个（组）概念的学理意义。
显然，这种写法很新颖，又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它启发我们，学术的推进不单靠理论创造。光有急于理论创造的热情是不够的，创造不能偏离学理。需要艰苦的清理工作。通过清理，把理论创造的落脚点重新拉回到学理轨道中来，接着讲。这对当前文艺学关于“本体”、“诗性”等基础概念的探讨，极有借鉴意义。
写法之二是“非纯粹化”，即把学理的清理和知识社会学背景考察结合起来。
追求纯粹性一直是西方人文学术的追求。这种局面在胡塞尔以后被打破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对前见的肯定，表明一种思想总是从特定立场出发，曼海姆和波普尔对情境的强调，也开启了探求思想背后支配性动力的知识社会学维度。要言之，一种人文理论的酝酿成型和应用（讨论）都不是纯粹的。
尽管有必要强调首先回到学理中去，但另一方面，我国当代文艺学关于理性、非理性问题的讨论又毕竟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有其很明晰的现代性目标，讨论试图达成的是文论话语的启蒙性、审美性、自主性等，张扬“文学是人学”，告别政治工具论，强调文学的情感体验特征等。这些都是促成讨论的真实动机，它们事实上为讨论提供着基本方向。
那么，对文学理性问题的清理也不能在真空中进行。“理性”、“非理性”等词作为概念固然有其相对确定性，可它们在具体讨论中的出场又无不有着鲜明的动机，我们不应回避。恰当的做法是，把对文学理性的学理清理和文学理性讨论本身对新时期社会转折的参与和互动这两者紧密联系起来考察，从中提取出问题的真实嬗变踪迹来。此书正是这样做的。它的考察结果进一步证实，我们“有现代性的冲动和目标，但还缺乏充分实现这一目标的以思辨理性为基础的现代知识体系，更要害的是忽视学理论证，将其置于次要地位”（第２１页）。换句话说，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是不完整的。
写法之三是“内在辩证化”，即在对问题本身的学理分析中一步步发现结论。
理论的最终论证完成，离不开辩证思维方法的运用。但辩证法从来不是一种规范和剪裁事实的先行框架，只有从所讨论的问题出发，去发现事实本身中蕴含的辩证因素，从而将辩证法还原为一种活的思想事实，辩证法才是内在的、有力的。当代许多文艺学著述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却每每以外部强加的辩证法代替了内在辩证化，这是导致上述学理乖谬的深层原因。此书是否超越了这种现状呢？
这从四五两章不难清楚见出。在厘清了基础概念后，著者终于转入对“文学理性”的探索。其论证过程是：首先，也是最关键的切入点，发现了理性在近代（康德）出现的向“合理性”的转折，理性转折成了合理性，其在古希腊时代本已有的整体性功能在这一醒目转折中失去了，取代之的是不同领域的个别性，即科学、道德和审美；由此必然导致的局面是：一方面审美领域力图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找到证明（这正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主题）；另一方面，这种努力又恰恰是理性转折和分化的结果；这就形成“反理性悖论”，我国当代文艺学在理性、非理性问题上的种种纠结不清皆肇端于此；于是，以康德著作为主要理论突破口，探讨文学的思想功能和理性的上升功能；发现康德的矛盾和问题的症结在于忽视了理性的看护功能；进而发现“文学理性”不是非理性形式，不是合理性或形而上学理性，而是一种独特的认识论，它提供以在场和体验为基础的局限的知识，作为对上升性的追求，它提供“有所看护的知识”；从写作角度看，它随机处理不可言说的冲动与语言操作之间微妙的、创造性的关系。这便是全书的基本结论。
我们看到，这一论证完全是在学理中说话的。支撑它的两个起点――“理性―合理性”转折和知意情三大领域的自律分化，前者和现代西方对近世以来工具理性和科学理性的批判相呼应，后者更是世所公认的现代性主题。正由于结论在这两个起点的学理支持下、在对问题本身的分析中而作出，它便获得了有效生命。这是辩证法的真实展开。唯其如此，克服合理性或形而上学理性之不足、把文学理性和合理性明确区分开来的努力，与反对形而上学却保留本体论追究的当代后形而上学思想乃是暗合的。著者力图用文学理性来抵制全球化后现代语境下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尝试，取得了扎实的成功。
在理论上真正有所推进已属不容易，使这种推进不断焕发出令人回味的言外之韵，则更属不易。我以为，这本新著的意义已超出了文艺学领域，它还原现代性的崭新写法，为相关人文理论研究开了一种新风气。我们没有理由不珍视这项高水平的成果。
（《文论的现代性与文学理性》，徐亮、苏宏斌、徐燕杭著，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１月版，２５．００元）
 |
